韦森认为，如果观察人类社会，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
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同时，量是质的必要条件。
我们说的退，只是就某一个方面、某一类指标或某种领域发展战略考量的权衡点调整而言，局部战略的暂时退却，不仅意味着对整体进步战略的放弃，而且可能意味着未来整体取得更高质量的进步。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在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和敏感时期，如何用好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于凝聚共识、进而促进中国经济保持新常态、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 新常态渗透着质与量的辩证逻辑 唯物辩证法认为，质与量是辩证统一的。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新常态追求质的发展，集中体现在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实现，做到质量更好，结构更优。这种辩证的退，是以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目标为前提的，目的是通过积极的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再次营造更高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台阶。 财政集权带来的支出刚性与去杠杆也存在矛盾 在讨论财税改革时，我们提到1990年代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
但上述财政共谋机制还是会让地方和各个部委不断要求增加各类转移支付，而且一旦增加就难以砍掉，结果是中央财政的支出刚性不断上升，而这有进一步逼迫中央不得不继续去集中财力。当时除央行大幅收缩银根之外，国家计委也必须硬性压缩各类基建项目，而负责各产业的其他部委则负责分头压缩相关产业的过剩产能，其中强势的国家经贸委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应对上述挑战，需要创造相应的政治条件实现各级政府与相关部门的激励相容。当中央部委与地方开始共谋后，就出现了转移支付资金规模越庞大，部委压缩地方投资规模的动力越弱的情况，加大了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因此对转移支付体制的改革，就是希望由此降低中央财政的支出刚性，降低吃饭财政下压缩支出必然带来的保稳定压力，进而降低紧缩政策的政治阻力。 集权式去杠杆的负面效应 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历史经验看，去杠杆要在短期内真正奏效，必须在中央层面采取一系列的集权化措施，包括金融、财政和行政方面的集权。
解决的方式就是利用营改增将服务业的增值税全部留给地方，以便让这一轮去杠杆过程中给地方更高的财政自主性，激励他们去推动本地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制造业、服务业升级。相比之下，1990年代紧缩期中央则推动了财政、金融、土地管理、国企管控等多方面集权。在当时集权的财政体制下，中央可以直接投资去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如何在本轮去杠杆的过程中确保经济不出现硬着陆，已成为中国经济当前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其次是当前财政集权及其带来的支出刚性在未来财政收入下行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体制内、体制外不稳定。只要地方党、政领导、大型国企官员对信贷紧缩持反对态度，并在钱荒出现后逼迫央行放水，同时游说相关部委降低压产能的政策压力，那时各部委就很难顶得住压力。其次，中央的财政、行政集权本身可能与市场化改革之间出现巨大的矛盾。转移支付主要是由地方没有自主权的部分构成，包括专项转移支付和指定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如增发工资补助）。
换句话说，光有经济地位， 央企也未必成为宏观紧缩的必然障碍。最后，中央集权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比历史各个时期都更加突出。
实现本轮去杠杆所需满足的政治条件 综上，在新中国历史上进行的各次宏观调控中，虽然是国企上收到中央以及财政集权化都不是必然发生的现象，但各种经济政策的管制权向中央集中还是不可或缺的。需要指出，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的宏观经济紧缩，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央集权的内涵也随时而变。
在现行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完全授予地方政府自主支配权的资金（即所谓均衡性转移支付）占比仍然较低（大约20%）。其次，中央财政的支出刚性增加了去杠杆的维稳风险。最后是经济管制上的中央集权，比如土地管理体制的集权，很容易在去杠杆过程中调控缺乏弹性，甚至带来经济的硬着陆，未来必须想办法通过渐进式的调整逐步走向更为分权与市场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无论是在1980年代，还是在1990年代，国务院相关部委的一个主要责任，就是在宏观紧缩期配合压产能和去杠杆。但这种去杠杆过程中的中国特色，也会带来多方面的负面效应。一旦钱荒出现，地方政府、国企、乃至银行本身就会倒逼央行继续提供更多的流动性。
只有市场化和经济分权才可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后者的信息与激励优势去培育新增长点，并最终推动结构转型与技术创新。转移支付比重上升强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其中一个主要机制就是它削弱了部委控制地方支出膨胀的政治激励：为强化对地方对口部门的控制，各部委都会尽量争取扩大自己控制的专项支付。
而当前体制下要实现去杠杆与调结构的目标，面临以下三方面的重大障碍：首先是产业垄断和资源控制方面的集权，尤其是央企的尾大不掉，已经成为当前宏观紧缩、产业结构转型与技术升级的重大障碍。第三，集权化的紧缩政策也会与中央调结构这个政策目标本身产生尖锐矛盾。
实际上，央企的尾大不掉并变成宏观紧缩的障碍，主要还是最近10多年才开始出现的新现象，其根本原因，是此时央企已开始逐步摆脱了中央部委的管控。第一，要创造相应的政治条件让国务院系统来承担去杠杆的职责，而同时也赋予其足够的权力实施去杠杆的任务。
而本轮去杠杆的背景，是当前中国行政、财政已非常集权，而进一步集权不仅空间不大，而且会进一步破坏市场机制、阻碍产业升级。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可借机联合各部委去倒逼中央给地方财力补缺口。因此，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紧缩伴随的支出压缩带来的社会风险要小得多。应该说，现在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对央企的管控能力远远不能与1990年代的国家经贸委相比。
换句话说，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地方政府、国企能在金融市场上不惜代价去借钱，金融市场也因存在大量此类主体而出现严重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应该说，仅仅就信贷紧缩本身而言，并不一定就不利于向地方、企业与市场分权。
如此带来的结果，就是部委联合地方一起向财政部施压要求多给钱。如果中央加强进一步加强财政集权，就自然会去严控地方政府的减税与优惠政策，导致地方政府本来可以为有潜力产业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无法落地，非常不利于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条件去推动产业升级。
而本轮去杠杆中央财政集权所导致的吃饭刚性及其所蕴含的维稳风险是过去从未遇到的挑战。在计划经济时代乃至198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与企业的技术升级都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去实现。
这样，集权化的紧缩政策就会不利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要实现有效的结构调整与产业技术升级，必须依靠市场的力量，而市场化又需要推动经济分权。再加上央企的尾大不掉和财政支出刚性增强，本轮去杠杆的难度确实前所未有。而在1990年代，当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开始迅速增长后，制造业发展也基本上以吸收发达国家转移的夕阳产业为主，那时进行技术模仿的难度与成本并不太高。
要实现这一点，除了中央必须有打破央企行政性垄断的决心外，还可以利用相应的对外开放措施，以双轨制思路给垄断性国企和教育、医疗等国有事业单位施加更大的改革压力。当然，与这个责任对应的是党中央对国务院在相当程度上的授权，才最终较为成功地完成了历次去杠杆的任务。
因此，要有效去杠杆，中央政府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行政措施去压缩国企过剩产能，同时停掉地方政府大量的低回报基建项目。1990年代中后期的紧缩实际上伴随着中央财政、行政审批等多方面集权的措施，而这就给了国务院各部委相应的资源与政治权力，并成为各部委配合中央推动紧缩的强大激励。
无论是否包括国有企业的上收、财权集中，还是只上收经济管制权，都会在宏观经济紧缩后迅速带来经济活力下降，活乱循环周而复始。另一方面，在产能仍因过度进入管制而不足、潜力没有充分发挥的高端服务业与制造业部门，打破行政性垄断，实现国企之间、国企与民企之间的有效竞争，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增加高质量就业，并实现有效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
上一篇：电炒锅有辐射吗 电热锅辐射大吗
下一篇：生男孩？怎么样计算生女孩男孩